中国文化大革命走出阴影

在美国有一种表达叫“房间里的大象”，指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没有人愿意讨论，因为事情太尴尬。许多家庭的房间里都有这种大象，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也有几件，其中大部分是禁止公共讨论的。但至少文化大革命这头大象这些日子似乎悄悄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多文件和其他材料走出楼阁和储藏室，低调地公开展示。
这种讨论是健康而且必要的，尤其对于老一代人，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动荡。对于只是听说过这场动荡的年轻一代而言，越来越多的一系列展示能作为一次有价值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大规模政治运动期间极端主义的危害。

今年春节期间，在与一些老上海朋友到山水古镇锦溪的一日游中，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新型的公共开放。从上海开车到锦溪大约一个小时，锦溪与上海周边的许多其他小镇类似，运河错落有致，河边是低矮的砖建筑和迷宫般的狭窄胡同。

那天午饭后我们在锦溪随意逛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个小镇上许许多多私人运营的小博物馆中的一个。我的上海朋友没有一个想进去，所以我自己进去快速看了看。意料之中，整个陈列非常粗糙，包括宣传海报和墙上的一些报纸，玻璃展示柜里还有印有革命口号的陶瓷杯和碗。

我觉得这一陈列有些不寻常，尽管我无法确切地立刻断定是什么。指导我们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我突然想到，这是我在中国将近20年中第一次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遗迹公开展示。

我们的一个旅伴在60年代经历了文革，他告诉我这种展示刚刚开始走出中国的阴影。但他很快补充到大多数与锦溪的这个类似，包括遗物的粗糙陈列，一般都在由企业家经营的私人博物馆里，位于远离上海等大城市的农村地区。

我直到几周前才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读到一则新闻报道，报道称上海市政府最近发布了一大批新文当，其中一些来自文革。其中一些现在陈列在该市的一个档案馆。新闻的结尾提到了文革，基本是事后想法。但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与我在锦溪的经历如此接近。

所以我到档案馆看了看，果然第三层是文革相关主题，陈列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上海的历史之中。文革部分非常小，只有9个或10个物件，包括6张照片和一版报纸，上面刊登着红卫兵和他们戴的臂带，以及其他造反者。

最显著的是，陈列还包括地方报纸文汇报（老上海人众所周知）1965年11月10日刊登的一篇著名评论，这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上海正式开始。

我认识一名老记者，他当时实际上在文汇报工作，我向他提到了这个小型陈列和报纸文章，想看看他的反应。他承认这种公开展示很新鲜，但是他整个不屑一顾让我有点惊讶，不仅对这个陈列，还有整个时期。

在许多方面，他对那个老一代人经历过的时期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当被问到时，那个时期过来的大多数人通常发表一些关于文革多么混乱的广泛评论，但是不想说太多。可能类似于西方近代的混乱期，比如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大家都承认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谈论。

沉默的结果是，1970年之后在中国出生的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非常少，尽管大家都听说过，而且大多数人能感觉到它对自己的父母和那一代的其他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于年轻的中国人不问他们父母关于那个时期的更多事情，我一直觉得惊讶，尤其是几十年来它已成为一个私人讨论可接受的话题，尽管在公共场合仍然被禁止。

我也不确定中国过去的这头大象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间突然从阴影中爬出来了。但我认为这是积极的一步。我猜测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思想更开放的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他们意识到中国只有对过去一些有争议的时期达成共识，才能向前发展。

我认为另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仅仅是时光流逝。文革结束至今，多半代人的时间36年已经过去，从文革初最动荡的时间算起四个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过去，那一时期对于很多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已经安全进入历史书。这么长时间应该有望为健康开放的讨论铺平道路，这一时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既重要又艰难，对现代国民心理有着持续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