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转型期的商业化和理想化之争

随着今年高考正式结束，中国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返回到更加严肃的事情。千上万的中国大学可以继续努力大量生产中国明天的学者、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今天的这些高校远不同于我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遇到的，当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这个小机构教书。

在我开始谈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5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之前，我想先快速谈谈高考已成为荒谬的炒作事件。今天的媒体比25年前更加商业化，炒作正成为中国媒体的主要产品，这反映出类似的商业化已扎根于中国的大学系统。即使像我一样的媒体迷也很快厌倦了这几天电视、网络和报纸对高考洪水般的报道，这已成为考生和家长焦虑的主要来源。
在考试前，我读到了关于防止考试作弊的新措施，家长要确保孩子准时到达考点 。考试的那几天，有更多关于警察防止考场周围交通堵塞的报道。甚至有一则古怪的报道，上海的一个女孩戴着四块手表参加考试。也有悲剧，安徽省的一个考生在考场外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值得庆幸的是所有的炒作现在已成为过去，不过我确信明年会来的更强烈，到时中国不断商业化和竞争激烈的媒体会寻求任何可能的角度进行报道。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这种炒作是不存在的，当时我作为1987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教书。事实上，我教书的学校那时甚至没有本科生，只是一个1000名未来的地质学家的乏味训练场。

我用“乏味”这个词，因为它适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那时这个学校是由一系列破旧的平房构成，几乎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同时，地质学被认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专业，因为大部分工作在偏远地区，大多数学生公开承认他们在那里学习只是因为被更理想的专业拒绝了。

我不了解实际的统计数据，但据说那时由于地方短缺，中国只有不到1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上大学。这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大多数大学扩展为庞大的机构，能够容纳大部分想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

我曾经教书的学校已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目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各种专业一共有几千名学生。当然现在的大学与我1987年工作所在的学校相比已面目全非，许多老建筑现在已被拆除，为更加现代化的教室、宿舍、办公室和其他设施腾出空间。

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将只描述其中一些来例证更广泛的转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大学的教学人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被视为“知识分子”，能够在大学教书。这种情况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许多大学关闭导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大学终于重新开放时，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学位持有者的稀缺。

我记得1987年我作为一名23岁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北京地质学院，当发现这个学校的许多教授和我年龄相仿，而且没有高于大学文凭的人时，我有点惊讶。这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绝大多数大学教书工作都需要硕士和博士学位。我记得每次有人称我为“外国专家”或叫我“教授”时，我都尴尬脸红。

今天的情形截然不同，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同事几乎都有博士学位。我们教的课程也非常多样，越来越强调主题要切实可行并且吸引学生。政府导向的政治课依然与这些更受欢迎的课程并存，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元素混合并存于今天的大学里面。

过去和现在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学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切都是免费的，学生甚至获得政府补贴来支付生活费。我清楚记得这些补贴，因为学生常常抱怨这些补贴很少，但我常常告诉他们美国没有这些补贴。免费的时代基本已成为过去，复旦大学等高校的热门专业现在收取的学费高达数万元。当然学生的不满还在继续，抱怨高学费代替了过去抱怨低补贴。

总之，高等教育的变化是经济快速转型的结果，这迫使中国改良其教年轻人思考的方式。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变得太商业化，需要更加强调的是创新和批判性思考，少强调谁能用“一时被青睐”的专业吸引大多数学生。

转型的持续将至关重要，决定中国是否能通过生产新一代专业人士来维持当前的快速增长率，这些专业人士拥有经济保持向前发展的技能。它也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摆脱当前作为全球领先的模仿者的状况，某天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和创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