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经动向：抗战时期的复旦

随着亚洲二战结束70周年的到来，我想找点有意思的话题，却差点忽略了发生在我的第二故乡上海的故事。上海是中国在二战中首批沦陷的城市之一，它的故事充满了抗战的坚强毅力、乐观的精神以及蔑视侵略者的勇气，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尽可能地试图维持日常生活，同时与敌人坚持斗争，等待和平的到来。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上述故事最精彩的缩影之一，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4年来执教的新闻学院所属的复旦大学。以前我曾听说，复旦在抗战时期逃离了上海，在江西省和内陆城市重庆建立了临时校区，但我从来没有认真探究过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那些故事又是怎样发生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了探寻之旅，首先从寻求了解复旦档案的人们开始。我还拜访了黄润苏先生，一个93岁的四川老人，现居上海，她是仍健在的抗战时期的复旦学子之一，其他人都已陆续离世了。此前我曾读过上海战时生活的记录，但当亲耳听到真正的专家和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述说那段历史时，你会发现和读到的是那么的不同。

故事从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开始。为了应对日军日渐展开的侵略，当时的教育部命令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一些重点大学在安全地区重新择址安置，不过具体细节由各大学自主决定。

经过几次匆忙的勘察之后，复旦认为江西庐山是一个合适的选址。庐山是受很多富裕的上海人欢迎的旅游景点，因此，那里离上海足够近，也有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

所以，1937年10月，大约900名复旦学生转移到了庐山校区，开始了秋季学期。但是新学期开始没多久，日军就兵临当时的首都南京城下，大家对离学校不远的日军感到忧心忡忡。南京很快就沦陷了，接着就发生了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

认为庐山不再安全，复旦校领导又匆忙决定离开转向四川，开始一段未知的命运。那时候复旦有个模糊的计划，那就是与邻省贵州省的一所姊妹学校联合行动。复旦900名学生中的大多数对这段危险的旅途并不兴奋，只有400人在12月1日乘船经扬子江历经3周，最终到达重庆。

复旦很快发现它的贵州计划并不实际，所以向当地和重庆政府寻求帮助。最终的努力结果是在离重庆市区50公里之外的嘉陵江畔重建校址，战争时期，学校在那里得以保全，并且不仅存续下去，还复兴繁荣。1946年学校返回上海老校区时大约有2000名学生。

我很难想象那时人们是怎样做到快速决定重大事项并快速执行的。当我追寻到93岁的黄润苏老人时，我同样感到了那时的匆忙和急就章。老人目前住在徐汇区，和她的儿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

黄润苏先生出身于四川一个富裕的家庭，战争爆发时，她正在昆明一所大学学习法语，日军开始轰炸昆明时，她不得不中止学业。她和一些同学在混乱时期打算回到四川，回家的行程十分缓慢，她们依靠步行或者卖衣裳换钱搭顺风车。

后来她在重庆被复旦录取，并于1945年毕业。她回忆道，晚上都在食堂学习因为那里的煤油灯最亮，11个同学挤在摆满双人床的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从她在战争时期的一张照片中能看到，从嘉陵江畔通往教室的陡峭的石阶，比起今天复旦在上海市郊的郁郁葱葱的校园，看起来是那么的崎岖不平。

尽管条件艰苦，黄润苏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是愉悦的，她还回忆了她与丈夫的浪漫爱情。她也怀念在重庆时丰富的学习生活，因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顶尖学生都逃到了战时的中国首都。

今天，像复旦这样的大学变得很大，有着成千上万的学生以及享有盛誉的学院和机构，因此很难想象早年间学校那么小，迫于无奈迅速做出很艰难的决定并快速执行下去。一想起那个时代教授和学生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就不寒而栗，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应付过去的。

在我们庆祝亚洲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复旦师生们的坚持、蔑视困难的乐观以及坚韧的毅力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他们的经历还提醒今天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现在的家——现代化的上海，所拥有的和平繁荣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