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经动向：禁用智能手机

我通常会在这个专栏里着重写那些让上海成为潮流引导者的新闻。这周要写的这个新闻很小，但绝对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许多人包括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抛弃的智能手机。这则特别的新闻就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整个系采取了大胆的措施，禁止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到课堂中。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不得不鼓掌赞成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的这一做法，我还希望其他院系甚至是整个大学都向其效仿。这一行为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即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何时何地使用智能手机才是合适的。

这个讨论在西方已经进行了多年，尽管在这样一个用智能手机看电影、玩游戏、视频通话已司空见惯的时代，这个讨论有了新的视角。像奉贤校区这种全面禁止的做法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有些激进，尽管这个行动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来说是个很好的起点。

奉贤艺术学院的禁令从上月起正式实施，要求所有的学生在开始上课时上交智能手机，下课时再领回。这个政策一开始遇到了些许阻力，一些学生甚至拒绝上交手机。不过他们最终举手投降了，至少有一名学生称，课程讨论得到了改善，因为学生必须相互讨论看法，而不是在网络上搜索。

我在自己的课堂上也做出了限制智能手机使用的要求，不过没有这么严厉，我还希望其他老师也这么做。我从未把学生的手机收走，不过要求上课时所有的手机关机或调至静音模式，除紧急情况外，不允许接听电话，如果必须接听，则必须到教室外。

这个要求似乎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不过需要三思，因为电话在这个时代里正迅速被文字信息和上网所取代。如果我所在的院系或者整所大学也采取奉贤校区禁止使用手机的做法，我当然不会反对。

这些让我思考，我们是怎么到了这样一个时点上，以及中国通信业过去2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大部分学生和普通群众甚至打固定电话都不方便。那时候，课堂上唯一分散注意力的事仅仅是疲劳，因为学生前天晚上会熬夜下棋或打牌。

移动服务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出现，但是在我2002年开始报道该行业时，使用仍相对有限。看一下中国移动的记录就会发现，该公司在2002年末仅有1.2亿用户，即10个中国人中不到一个在使用。而到现在，中国移动拥有8.23亿用户，全中国有13亿用户，与总人口数相同。

奉贤校区的新政策看起来十分鼓舞人，也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即在不同情形下怎样使用手机是合适的。在我的家乡美国，多年来，许多餐馆和公共场所如剧院禁止打电话，多数求“保持车厢安静”的火车也禁止打电话。

我完全可以理解在课堂上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的规定，因为学生应该关注老师以及与其他同学互动，而不是在课上上网。在公共场合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必要的，尽管要求听音乐或看视频时戴耳机、打电话禁止免提是合理的。

最后，智能手机用户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决定在公共场合上网还是开电话会议时，需要考虑周围环境。不过同时，我赞成奉贤校区的做法，也支持其他正考虑这么做的人，因为在这个沉迷智能手机的国家里，上海和其他顶级城市在建设新文明时起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