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经动向：接受咨询

上海在提升该市心理健康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消息称教育局官员正在起草方案，将从明年开始在上海大多数学校建心理辅导室。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该举措可能很小甚至微不足道，因为这种咨询中心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学校已经存在十多年了。

但对于传统保守的中国而言，此举确实非常具有革命性，上海采取这一突破性举措应该获得赞赏。中国快速进入市场经济和更加开放的社会，给每个人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做事的方法通常会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主义时期旧有的社会安全网开始消失。

但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一直没能跟得上这些变化。当我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普遍的态度是，心理问题大多数是假想的，是西方学术的一项发明。这种看法今天仍然大体如此，尤其在老一代人中，他们甚至将巨大压力推到孩子身上，孩子通常没准备好应对这种压力。

中国目前处理心理问题的体系非常分散，很少有人接受专业训练。许多大学有非正式的“学弟和学妹”伙伴制，使年轻的学生与年长富有经验的校友建立联系。所有学生也有一系列成熟顾问，他们能提供一些心理问题方面的建议，但这类指导通常没有进行正式训练。

还有更具制度化和组织性的系统，包括居民区的当地中介机构，帮助协调家庭中和邻居之间的纠纷。其他新的组织也正在涌现，比如自杀预防热线，这与西方的类似。

意识到这种分散的状态以及需要更加专业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上海教育局官员一直在研究该问题，并已起草指导方针和标准，应该在明年完成。之后，上海市1500所中小学中的大多数将被允许在指导下开设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对于上海的学校，这些新的咨询中心是天赐良机，由于给学生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学校已经变成了高压之地。这个问题再加上父母在家施加给孩子巨大压力，父母都希望孩子成功。

这种咨询中心在我成长的美国学校是固定配置，不过我坦率承认我和我同学并没有非常严肃对待咨询顾问，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没有感觉到太多压力。每年初我们必须见一次我们的咨询顾问，全年中根据需要安排另外的见面。除了帮助解决心理问题之外，我们的顾问也帮我们解决更多一般问题，比如选课和申请哪些学校等。

但自从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上学后，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一个学生的视角来看，最大的变化是上学期间和毕业后，学生有非常多的选择。进入好大学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这些问题在中国被放大，中国更加强调进入好大学。

尽管存在压力，但中国父母通常意识不到他们给孩子施加了多大的压力。该问题因他们的态度而变得更糟糕，他们将一些问题的迹象归因于“成长之痛”，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严重的问题。

一个朋友最近向我倾诉其感受到的压力，并称她的许多朋友的反应仅仅是告诉她找个男朋友，认为这能解决她的所有问题。另一个朋友倾诉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超高压力，父母让他追求他没有兴趣的银行工作。与他父母交谈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想去追求他更喜欢的但更艰难的艺术职业道路。

不想给他的朋友添加负担，他的解决办法是周末出去自己应对该问题。这在中国并不罕见，但对于常常感觉孤独和困惑的人而言，这不是理想的办法，他们需要与能够理解和感知他们的第三方进行交流，这些第三方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接受过训练。

在评价上海的举措是否成功之前，我们需要等等看这些新的咨询中心能获得什么进展，该计划能被执行到多么好。我最大的担心是保密性，因为如果许多学生认为他们的咨询顾问可能将问题告诉他们的父母，可能不愿意寻求帮助。但至少这是一个开端，代表这一问题被更加广泛地接受，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时间，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