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经动向：加班的保姆

在过去的几周内，一年一度的春运新闻已经开始占领媒体头条，本周的一些新闻报道聚焦几百万农民工离开上海回家团圆。这些报道关注的是当地雇主每年都会头痛的事情，因为几百万农民工会离职几周甚至几个月，而留下来的则要加薪50%甚至更多。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给这几百万农民工增添了一些人性温暖，他们把上海称作家，虽然他们在上海享受不到市民待遇。我们中有很多人都严重依赖这些农民工，从我们最喜欢的餐厅里的服务员到清理公寓的保姆和健身房工作人员。

我对如此多的人在春节期间离开上海抱有非常复杂的心情，他们的离开让上海从一个拥挤的都市在春节期间的几周内变得如鬼城一般。

一方面，我非常喜欢在大街上走路时周围的车辆和行人变得比往常少很多，这让我觉得轻松愉快，享受更好的户外体验。在商场购物和餐馆就餐也变得更愉快了，因为那些长长的队和拥挤的人群突然消失了。

另外一方面，我很快就会怀念那种喧闹与充满活力的感觉，这也是我最喜欢上海的原因。当然，体育场关闭几天会稍稍造成一些不便，保姆的离开一两周会让我的房价变得更凌乱一点。出于这些考虑，我发现自己在焦急地等待着这几百万人的归来，他们是新上海的血液。

这些报道让我开始注重一个问题，那就是春节期间雇主付给工人的薪水大幅上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美国雇主在圣诞节、感恩节、元旦期间也会付给服务员、办事员等其他雇员两倍甚至更高的薪水。

但是在美国这种薪水的突增仅维持一两天，但在中国由于很多人离开的时间很长，这种现象要持续几周甚至一个多月。

据我所看到的报道，在春节期间打扫房间、照顾孩子的保姆的薪水会上涨50%左右，达一小时50-60元。努力工作的保姆在春节的一个月时间里可以获得1万元以上的收入。更糟糕的是，农民工的春节休假越来越长，让“用工荒”提前到十二月中旬。

这种劳动力短缺和薪水大涨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不曾存在的。那时假期旅行并不常见，而且往往只是小范围内旅行。当八十年代我住在北京时，保姆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因为雇佣一个人来做家务被视为非常奢侈的，对大多数来说过于昂贵。

在那段时间，这些数不清的按摩院、美容院和其他服务店等主要由外来人口开办的店铺同样不存在。那时很多“理发店”里只有一位男师傅、一把椅子和一把剪刀，经常在路边摆摊。那时我记得自己每个月或每两个月经常会骑着自行车用半个小时时间来参观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西部友谊宾馆一家西方风格的理发店，那家店主要为外国人提供服务。

今年春运比较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他们不打算回家过节，选择避开春运高峰、留守上海。他们中大部分是年轻人，父母也搬到了上海工作或帮着照看他们的家庭，这使得他们不用长途旅行在上海就能实现家庭团聚。另外一些人选择推迟时间，在交通不那么拥堵时再回家。

现在春节期间，用工短缺以及薪水大涨将成为常态，这对于像我一样的人来说没有多少不便，但会让商店、餐厅老板感到头痛，他们还想在节日期间继续经营。但市场经济就是如此运作的。一周或更长的节日期间，几乎不可能看到商店或餐馆继续营业，恐怕这种情况会提前出现了。